從松山文創園區的興起，周邊租金水漲船高，導致Comedy Club被迫搬遷他址(據說尚未尋獲新址)，讓臺北市演藝團體的生存議題備受討論，但還是有很多演藝團體連臺北的房子都住不起，眼看柯市長上任百日即將屆期，以柯市長的高效率「嗡嗡嗡」是否能提出對演藝團體真實益助的文化政策呢？
臺北市身為藝文團體的最大集散地，有近一千五百團演藝團體在此立案，除了團隊立案需要登記地址外，劇團辦公室與排練空間是演藝團體的重要命脈，為了持續企劃提案，以尋找更多經費與規劃演出製作，持續運作的行政人員與辦公室尤其重要，如果團隊持續巡演或舊作重製規劃，倉儲空間也擔任重要角色。目前由捷運貫串的臺北市，四通八達，但也造就了臺北的高房價，連人生生存基本的居住權都無法顧及的臺北市民，又怎有餘錢可在臺北市成立演藝團體的辦公室呢？排練場更是奢侈的願望。
然而臺北市政府文化局97年由時任李永萍局長推出藝響空間專案，協助演藝團解決辦公室、倉儲與排練場的需求，暫時解決部份團隊的燃眉之急，但團隊的成長與新團隊的成立都需要更多的排練與倉儲空間，更多創新的製作或是配合文化部提出的排練補助計畫，需要與演出場地更加接近的排練空間。柯市長雖有意整合現有之閒置空間並且開放團隊使用，但目前卻看不到規劃與相關策略。
臺北市演藝團體眾活動也相當蓬勃，舉辦活動的經費除了自籌的票房或演出費收入外，藝文補助的收入比重極高。但目前演出場地租金從牯嶺街的調漲到松山文創園區的天價租金，對面藝文補助依然只有十萬左右的補助款而言根本塞不了牙縫，這也造成演出製作呈現兩極化的問題，不是微小創作就是超級大製作。製作規模的考量，當然與演出的場地、政府補助比例、觀眾票房等因素息息相關。但現今補助政策多以新進團隊或專案式的補助為主，如果尚在發展或是持續實驗的團隊在作品規模上企圖提升，如無法獲得高額補助便營養不良無法成長；大型專案補助經費雖多，但大多被創作成熟的團隊收割，不但補助額度(總製作費之比例)不高，亦常無顯著效益。反觀藝文補助的不確定性，演藝團體只能獨自承受製作費爆表、場租上漲、人事成本居高不下的大量風險，如果政府也無法有效協助觀眾開發時，藝文補助對演藝團體的成長是雪中送炭還雪上加霜，拿了少額的補助款硬做反而陪錢。
臺北市演出場地更是團隊必爭之地，可以合法使用演出空間少之又少，受限於小型展演空間法規，團隊無法自覓演出空間，僅能偷偷摸摸地遊走在法律的邊緣，就算有資金可以運籌帷幄還是受限於屋主的意願與租約，無法全面改造為小劇場，對於團隊期待長期排練與演出，依然無解。眼看北藝中心、傳戲中心接連完工開幕，僅能少量增加中型劇場的空間，對於小型展演空間缺乏問題依然無解，卻緊接著面臨演藝團體行政與技術人才匱乏的窘境。
臺北藝術中心2016年預計掛牌營業，接續臺中歌劇院與高雄衛武營相繼成立，持續吸納優秀的表演藝術人才，不少專業劇場人員返鄉擔任場館之行政或技術班底，除了工作具有更高的使命感，並建立開疆拓土共患難的情感，同時優先卡位公部門，更有機會與國外團體交流互動，同時獲得相較於民間團體優渥且穩定的薪資收入。人才外流的狀況以臺北最為顯著，這對於身在臺北市的演藝團體而言是一大警訊。是否更增加演藝團體營運的成本，讓營運更加艱困？
過去白鷺鷥基金會與表盟曾經思考過2020年的表演藝術發展為何？甚至進階討論到2030、2040年的表演藝術環境。而今距離2020年不遠，面對臺北房價持續高漲，馬總統開放大陸人民來臺置產，房地產瞬間斷了回頭路。過去需要不吃不喝數十年才有機會買得起台北房子的年輕人，現在是否剩下以租代買的選擇？團隊的行政及技術人才即將被公部門吸納更加難尋，團隊的行政與技術營運成本是否變成壓垮藝術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目前補助政策排擠與現有之展演空間缺乏，讓大者恆大，小者長不大，臺北租金更是高不可攀，要在臺北市尋得一席之地用以藝術創作，還真的需要點本事。回顧柯p文化新政希望提供藝術家創作空間來看，臺北市政府並非無視於此，只是更需要了解表演藝術產業之專家學者提供關於補助、展演空間、輔導機制等相關政策規畫建議，並提前思考未來之表演藝術發展與國際脈動，讓演藝團體得以在個三高(房價高、場租高、成本高)的臺北，苟延殘喘的成長茁壯，而不是提前心血管疾病退場解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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